考古,串起全新的“蜀”??《寻蜀记》的写作角度
发布日期:2021-10-07 21:1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【著书者说】

  编者按

  时隔35年,神秘的三星堆考古再次备受世人瞩目。在新一轮的挖掘中,新出土的文物,造型异常精美、独特,有高达3.95米的青铜神树、超大的、完整的黄金面具、象牙、玉器、金箔器等……数千件文物,成功地搭建起了古蜀文明的高度,绘声绘色地把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蜀国重新拉到我们身边,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好奇和想象。

  本期《光明悦读》为读者推荐一本新书《寻蜀记》,该书是作者萧易十九次与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同行的发现之旅。作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,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。书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、金沙遗址,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。这些文物串联起来,形成一部可以触摸、踏访的历史,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深厚的人文历史。

  今年,古老的三星堆又带给世人惊喜,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、金面具、青铜鼎尊人像等,这些自成体系的文物,被古蜀人用于祭祀,追忆和崇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、无所不能的神灵,向后人展示着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。除了三星堆,四川可谓中国考古的宝藏,最多的汉阙、崖墓,最多的佛教石窟,自成体系的道教石窟,最集中的宋代石室墓……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,给了我全新的角度去书写四川历史。

  中国汉阙大半在四川

  说起“阙”,中国人可能都会吟咏几句诗词,“乐游原上清秋节,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,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昔是何年?”这也难怪,单是《全唐诗》中写到“阙”的古诗,就超过了千首。

  “阙”,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释为“门观”,晋人崔豹的《古今注》说得更为具体:“阙,观也。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,所以标宫门也。其上可居,登之则可远观。”“阙”是中国古代竖立在城市、宫殿、祠堂、庙宇、陵墓两旁前的标志性建筑,用途不同,自然也就分为了城阙、宫阙、祠庙阙、陵墓阙。

  汉代是“阙”的极盛时代,“汉阙”一词由此得名。汉朝创立之初,丞相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,除了前殿、武库、太仓,还修筑了东阙、北阙。汉高祖认为天下未定,就修建如此壮丽的宫阙,实在太过奢侈。萧何答道:“夫天子以四海为家,非壮丽无以重威”,换句话说,巍峨壮丽的东阙、北阙,就是大汉帝国威仪的象征。

  诗词中的汉阙汗牛充栋,留存至今的“阙”却是凤毛麟角。中国现存汉阙45座,其中四川省24座,山东省11座,河南省3座、江苏省1座、重庆市6座、北京市1座,又以四川省最为集中,独占中国汉阙的半壁江山。四川的汉阙,广泛分布在绵阳、雅安、梓潼、芦山、德阳、夹江、渠县等地,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(36年)的梓潼李业阙,是中国迄今最年长的汉阙。

  四川的汉阙,以陵墓阙最为常见,它们是一些礼仪性建筑,立在帝王将相、文武百官陵墓墓道两旁,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,普通百姓是不能用“阙”的。汉代蜀地的殷实之家,则大多选择在崖墓中安葬,所谓崖墓,即在岩壁上凿穴筑室,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,分割成享堂、墓室、盥洗间、厨房诸多空间。汉代,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极一时,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长江、涪江、岷江、沱江、嘉陵江、?江及其支流两岸岩壁上,如同满天星斗一般遍布四川的丘陵山地,成为汉人灵魂栖息之所。正如陶渊明在《挽歌》中吟唱的那样: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共山阿。”

  崖墓中的彩绘,出土的画像砖,石棺上的雕刻,则打开了一扇了解汉代人生活的窗口:高深的宅第中,墓主与宾客席地而坐,举杯畅饮,在钟、磬、鼓、排箫、笙、瑟等多种乐器的伴奏下,舞女挥舞长袖翩翩起舞,表演着汉代流行的“长袖舞”……

  在汉人看来,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。于是,许多崖墓中时常重复着这样的场景:墓主穿越天门,来到昆仑山拜会西王母;西王母端坐在龙虎座上,世人梦寐以求的不死药,由活泼的玉兔、蟾蜍捣制着,三足乌、九尾狐往来穿梭;生着双翼,长着长耳,赤身裸体的仙人自在遨游……两汉时期,对西王母的崇拜达到顶峰,中央政府甚至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西王母的祭祀,汉人无不幻想死后能升入仙境,遨游昆仑山,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。

  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

  “西风残照”的汉阙与“视死如生”的崖墓,镌刻下了汉代蜀地的历史。唐代的蜀地,也是镌刻在石头上的,漫山遍野的石窟写下了唐人的故事、祈请。

  唐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(881年),陵州(晚唐辖仁寿、贵平、始建、井研、籍县五县,治所位于仁寿县)仁寿县桐林乡崇贤里,乡民罗靖走出家门,来到寺院,蜀地的春天姹紫嫣红、桃红柳绿,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。几个月前,他拿出积蓄,找来工匠,为小儿之玉,开凿了一龛延寿命菩萨,今日已完工了。菩萨头戴宝冠,宝缯垂肩,面部饱满,身着天衣,璎珞蔽体,善跏趺坐于双层方座之上。

  不知罗靖可曾听说,两个月前,当今天子唐僖宗逃到了成都,黄巢义军在长安焚烧市肆,掠夺财产,诛杀官吏、皇族,长安城形同水火。晚唐天下纷乱,时局动荡,老百姓的命运如同一叶扁舟在狂流中颠簸,生活安定、延长寿命成为他们在乱世中的渴望。石窟完工后,罗靖让工匠加上了两则题记:“敬造延寿命菩萨一龛永为供养”“桐林乡崇贤里……靖弟子为男之玉……延长造,因斋庆过……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弟子罗靖供(养)”。

  光芒千佛崖地处仁寿县顺龙村,现存37个大小龛窟,大多残损,荒草中插着几只未燃尽的香烛,乡民进山劳作,往往带把香火插在石窟前,荒野中的佛像才迎来久违的香火。顺龙村距离成都不过一小时车程,不承想到,就在这里,我找到了巴蜀石窟的新题材,延寿命菩萨此前仅在新疆吐峪沟、敦煌莫高窟发现帛画、绢画。

  仁寿县境内现存坛神岩、牛角寨、渣口岩、千佛寺、杀人槽、两岔河、能仁寺等唐代石窟点。在四川,几乎每个市、县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唐代石窟,比如广元、巴中、绵阳、夹江、安岳、丹棱等。不管是分布点位,还是数目,四川石窟的数目都是中国最多的,改写了清人“唐盛宋衰”的论断,将石窟的历史延续数百年之久。如果说北方、中原写下了中国石窟上半部历史,巴蜀就是下半阕。

  在考察石窟的过程中,重庆市大足区石门山一龛玉皇大帝造像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柳眉杏眼,仪表堂堂,颌下一缕长须,头戴冕旒,身着圆领长袍,如同古时的帝王一般威严肃穆;龛口的护法神千里眼、顺风耳张牙舞爪、青筋暴露。在石门山三皇洞中,我又看到了天篷大元帅,它便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,幼时读《西游记》,曾想过这贬下凡尘前的天篷大元帅,该是什么模样?没想到却在这里与它不期而遇。题记显示,石门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,约开凿于绍兴年间(1131?1162年)。

  《西游记》写的虽是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,恐怕给读者印象更深的却是以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为主宰的天庭,以及它们麾下天篷大元帅、太白金星、六丁六甲、土地公公等庞杂的道教神?。石门山给了我一个启示,根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,也是要开凿石窟的,虽然这多少有违“道本无形”“道至隐,无状貌形状也”的古训。

  道教石窟的数目,大约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,以四川省与重庆市数目最多,最为集中,这里古称巴蜀,是天师道的发源地,有着深厚的道教渊源。根据年代,我将中国道教石窟分为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七个时期,除了元代,其他时期的道教造像都在巴蜀有发现。风格各异、题材多变的石窟,勾勒出道教在历代王朝的盛衰春秋,打开了一扇走进道教的大门,这也是“最中国”的石窟。

  再现《东京梦华录》

  宋代,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,长江边的泸州,作为夷汉交界之地,乾道六年(1170年)升为潼川府路安抚使所在地,络绎不绝的迁徙者,或因做官、或因归乡,或因商贸,或因参军来到泸州,经由数代苦心经营,最终在这片土地上立足。一百二十年中,泸州人口暴涨接近十倍。

  有意思的是,泸州也是中国宋代石室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,境内的泸县、合江县有大量宋墓存世。每到夏天,隐藏在山包中的宋墓就被雨水冲刷出来。泸县罗盘山地处奇峰镇红光村,是个马蹄形山包,山腰分布4座宋墓,一、二号墓是合葬墓,同穴异室,共用墓圹。一号墓横梁上有则简短的墓志:

  宋故陈公讳鼎,字国镇,享年六十一,官至承奉郎,时淳熙丙午十二月十三日,既大祥惟吉葬之,铭曰:隐其德兮微而彰,修其身兮抑而扬,亦既有子班簪裳,呜呼丞奉其不亡。

  墓主陈鼎,生前曾任承奉郎,《宋史?职官志》记载,承奉郎为从八品,位列文官第二十四阶,官微俸薄。宋淳熙丙午(1186年)冬天,六十一岁的陈鼎在家中溘然长逝,并于同年十二月归葬罗盘山。

  幼时看《水浒》,不少章节犹历历在目。第十三回《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》,索超与杨志在京师比武,索超“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,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,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,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,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;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,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颔带;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”。陈鼎墓右侧武士,戴的是虎头形头盔,身披铠甲,腰上束带,胸口罩圆形护心镜,外罩长袍,手上握的恰好也是大斧,与索超装扮颇为相似。

  《水浒》虽是北宋故事,北宋、南宋的武将装备其实并无太大区别,也就是说,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,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梁山好汉的再现,如同一部雕刻在石头上的《水浒》。

  近年来,泸县文管所从民间征集了诸多石刻,文管所库房中,一排排武士、侍女倚在墙壁上,青龙、白虎铺满地面,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漫步其中,恍若穿行在北宋汴京城中。其中一件雕刻,弯曲的栏杆上,六名女子或吹笙,或托鼓,或奏笛,或舞蹈??这是瓦肆勾栏。

  汴京城里勾栏众多,又以东角楼街巷最为集中,《东京梦华录》如是写道:

  街南桑家瓦子,近北则中瓦,次里瓦,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。内中瓦子莲花棚、牡丹棚、里瓦子夜叉棚、象棚最大,可容数千人。

  汴京城里有三处瓦子,有五十多座勾栏,大的可容纳数千人,卖药、卖卦、博彩、饮食无所不备,令人流连。从泸县宋墓出土勾栏来看,在南宋的县城乡野,瓦肆勾栏依旧流行,那些曼妙的小曲、杂剧,依旧日复一日地上演着。

  千年之前的宋朝,曾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留下了繁华的气息,商旅云集,百肆杂陈;也在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中留下了曼妙的记忆,瓦肆勾栏,繁花似锦。千百年后,随着一座座宋墓被发现,我们看到了宋人的焚香、宴饮、插花、乐舞,乃至他们的心灵与思想。

  宋代之后,四川依旧有不少重要发现,江口沉银是中国继定陵之后,最大的明代考古发现,遗址出土的数万件金簪、银戒指、银簪子、银耳环,来自无数个朴素的明代家庭,城破之日,它们的主人被迫交出毕生的珍藏,尔后在无休止的战乱中香消玉殒,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献忠屠蜀的残暴。此外,绵阳平武县的报恩寺,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寺院;泸县境内有明清龙桥154座,是中国最集中的龙桥群。

  我们熟悉的蜀地历史,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。考古发掘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,诸多遗址出土的文物,不仅是蜀地风华的再现,其背后的历史人物、家族浮沉,尤其是诸多小人物的命运,也将我们的视角带入历史细节与微观剖面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考古发掘,串联起了一本全新的“蜀”,它在传统的史书以外,可以触碰、感受。

  (作者:萧易,系《天府广记》杂志主编、作家) 【编辑:朱延静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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